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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雪松 ▏对当前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几点认识

发布日期:2018-08-24 点击次数: 字体:

  一、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

  今年二三大需求都在下行,三大需求都在回落,尽管从生产这一侧来说还是基本稳定,但是投资、消费都是增速明显降低,而进出口尽管增速还是不错,受到国际形势总体复苏的步伐,特别是美国经济动能强力的影响,进出口增速还可以,但是顺差明显收窄,所以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在减弱。与财政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地方政府投资,地方债受到了严监管、强监管,今年基建投资下降幅度非常大,地方政府非常缺钱。1到6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出来,投资的增速1到5月份只有6%左右,如果扣除投资品的价格,投资的实际增速是微乎其微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,为了防风险,结构性去杠杆,在收紧的把控力度上还需要做一些微调。按照这样一个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来看,再加上中国目前库存周期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触底回落的态势,所以今年下半年经济走势还要进一步低于上半年,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也会这样,再加上最大的不确定性,就是中美贸易摩擦这样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,也是去年在谋划今年经济工作的时候没有预料到的。如果加上这样的影响,下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。

  二、财政政策应更进一步积极有效

  财政政策如何积极有效。按照短期来看,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的进度明显偏慢,一系列的条条框框如何更有效的管理,使它能够管好,同时又不被它束缚,加快财政支出的进度。另外是减税降费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。这个减税,企业和居民获得感比较弱,美国主要是减所得税,中国是一个以流转税为主的税率结构,所得税的减税,企业的获得感很强。而增值税,对于小微企业的减免,在科技手段,尤其信息化程度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,企业的征管强度明显增强,中国增值税税率在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是比较高的,目前制造业等行业税率由17%下调到16%,但是进一步下调的空间还是比较大,这样才能给制造业比较宽松的税收环境。

  三、处理好当前政策和长期政策的关系

  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,如何处理好当前政策和长期政策的关系。有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,再加上国内一系列不确定性,一系列风险,这些风险和挑战的叠加需要有一个大的体制理顺,在风险到来的时候,要加快理顺这些大的体制机制,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,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,真正推动财政体制改革,真正重塑央地财税关系。

  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,已经谈了很多年,但是并没有推动这项改革。而这项改革并不是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发一个文件就能做到,所以财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,重大体制问题没有理顺。我们现在要稳投资,如果下半年应对中美贸易摩擦,一方面要坚定的改革开放,另外要适度扩大内需。适度扩大内需,涉及到稳定基础设施投资,一旦提速基础设施投资,至少要比上半年提升,就涉及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。防风险与稳增长就构成一种矛盾。不能说财政部下一个文,一堵就行了,没有用,堵不了。现在地方投资和地方债之间是一个恶性循环,一增加投资就增加债务,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。投资下行和地方隐性债务的管理目前是不可持续的状态。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,在改革开放方面需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,规范企业的补贴政策,产业政策,对于行业的产业政策要立足于竞争政策,清理掉不合时宜的补贴。补贴政策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。央企走出去也要更多的基于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原则。通过这样一些改革,使市场真正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,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,使它真正到位,这是应对国际上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效回应,中国确实还是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和较大的提升余地。

  面对不确定性,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效,财税改革在整体滞后的情况下,要大步向前推进,这样才能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,才能稳定预期,稳定国内经济,稳定金融市场,才能变成一个确定性。

 

  (2018年7月13日“面对不确定性的财政政策”研讨会暨《中国财政政策报告(2018)》发布会发言整理,未经本人审阅)